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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端午,我们在乡间包馄饨

2019/9/11 18:24:59

那年端午,我们在乡间包馄饨

又到一年端午节。在粽子的清香渐渐浓郁的日子里,我又想起那年学农劳动时,与同学们在乡间自己包馄饨吃的那个端午节。时隔40多年,仍然记忆犹新……

 

那年端午节前夕,我们这群即将中学毕业的同学,离开各自的家庭到当时的宝山县罗店人民公社五图南生产队学农劳动已经一个月了。枯燥的体力劳动,简单的粗茶淡饭,让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又特别能吃的同学们总是感觉肚子瘪瘪的。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节日,大家就商量着要好好“涮一顿”,庆祝我们离开家庭的第一个节日。

 

“文革”初始,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搞“运动”。一年后“复课闹革命”,上海取消了初中、高中的设置,小学读完后,直接上四年中学,算是“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学毕业前,学生必须到工厂、农村参加学工、学农劳动,然后进行毕业分配,通过“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走向社会。我们这届学生比上一届略微幸运一些,上一届同学学工学农各半年,我们学工学农一共才半年,比他们多在学校读了半年书。这年过完春节,我们先到工厂学工劳动两个月。过了“五一”劳动节,学校七个班级五百多应届同学就浩浩荡荡出发,整队走了半天路,到达顾村后,再乘车到罗店,然后就分别下到各个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和半个班级的同学到了五图南,而班里的另一半同学,则在隔壁的五图北生产队学农劳动。

 

按照端午节的习俗,应该是要吃粽子的,但在那个年代,现成的粽子没地方买,自己动手包,粽叶、糯米也很难觅。大家商量了很久,终于达成共识:包馄饨,庆端午。

 

 

然而,在当时,要吃一顿馄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学农期间,同学们散居在农民(当时叫贫下中农)的家里,一日三餐是自己“开火仓”。在生产队的一间仓库山墙边,临时搭了一间简易房,砌上炉灶,摆个木桌,就是我们的炊事房了。选出四名同学组成炊事班,负责大家的吃饭问题。炊事班的同学不参加下田劳动,但必须保证二十多名同学的一日三餐。其间,早晨要早起生炉煮粥、买菜洗捡,中餐晚餐要烧饭炒菜,虽然是最简单的一菜一饭,但这么多同学的吃饭,全靠四个十几岁的同学来完成,还是蛮辛苦的。

 

过节要吃馄钝,单靠炊事班的同学肯定不行,必须全体发动。

 

记得那天清晨,天还没亮,我这个掌管同学交来钞票、粮票、油票的班干部,与炊事班的一位男同学一起,隔夜借好当地老乡的一辆旧自行车,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我们就骑车赶到了月浦镇上的一个供销社,采购了猪肉、青菜和馄钝皮,回来后,又发动会干家务的同学来帮忙,女同学拣菜洗菜,男同学斩剁肉糜。

 

青菜洗净后,先下锅烫熟,捞起挤干,剁碎备用。麻烦的是斩肉,当时也没绞肉机,全靠手工操作,整块的猪肉先斩成一小块一小块,放一小堆在砧板上,然后用刀不断地斩剁,直到剁成肉糜后放到一边,再放一堆肉块在砧板上继续斩剁。斩碎了菜,剁好了肉,七手八脚拌好了馅料,才叫来多位会包馄饨的同学一起帮忙,开包馄饨。包者小心翼翼,理好馄饨皮子,轻轻摊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拿起筷子,挑一筷馅料放在皮上,蘸一点清水,在馄饨皮两端一划,卷起来后用中指顶着馅料部位,一弯,一捏,一只馄饨包好了。就这样,整整忙了一个上午,才包完了够二十多人吃的几大竹匾馄饨。

 

 

说够吃也是相对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吃也是有计划限量的。当时上海的中学生,一个月发粮票29斤半,一般每人每天一斤计划粮,基本上控制到早餐三两、中餐和晚餐各四两粮食。我们包馄饨也要按此算帐,一斤粮票可称馄饨皮一斤二两半(当时买面条、馄饨皮等面制品,要剔除其中的水分),约有60多张皮,算下来每人可以吃25个左右。

 

等着吃馄饨的时候可热闹了,大家拿着“饭盒子”,围着炊事房,一锅馄饨下好,几只“饭盒子”递进去,数清爽装满后端出来。拿到的同学也不离开,就端着滚烫的饭盒站在边上狼吞虎咽起来。心急的还烫了嘴,呲牙咧嘴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些没吃饱的男同学,嚷嚷着还要,但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等一些胃口小的女同学吃不了了,才会“救济”这些男同学。这一天,大家为吃了饱饱一顿鲜美的馄饨开心不已。套用现在的一句网络流行语,“当年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很开心”。这顿馄饨,不仅让枯燥的学农生活有了一点生气,让经常叫着没油水的同学饱了一顿口福,还让在学校四年都不大讲话的男女生们,一下子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现在,大概很难有人为了吃一顿美味佳肴而兴奋激动上半天吧。节日多了,端午也已经成了国定假日了,别说馄饨,只要想吃,粽子天天都可以买到、尝到。但我总以为,如果是吃的期盼少了很多,那你入口的食物,也就着实没有流着口水的时候那么鲜美,更何况那时候的食物,还带着记忆的香味……

 

本文组稿、编辑:伍斌   邮箱:wbb037@jfdaily.com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